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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事情」越來越值錢!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在斯坦福最新對話,談AI時代的硬核技術,以及被低估的一個新興領域……

聰明投資者 ·  12/24 23:46

來源:聰明投資者

2022年11月ChatGPT引發「AI 紅色警報」後, $谷歌-A (GOOGL.US)$ / $谷歌-C (GOOG.US)$ 兩位退休也就兩年的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被叫回來幫忙」,並開始頻繁出現在辦公室。

隨着2025年謝爾蓋更多外界亮相,以及Gemini的突飛猛進,完全回歸的狀態不僅僅是點燃了谷歌內部的創業熱情,也讓資本圈格外沸騰。

連伯克希爾哈撒韋,在3季度都開始大手筆買入谷歌。

想起馬斯克最近講到AI競爭中的三個關鍵點,首先是人才;以及「硅谷教父」史蒂夫·霍夫曼在上海一場線下交流中點評Meta時說「其內部缺少自己培養的工程師文化」……如今看到谷歌兩位硬核技術的創始人回歸,確實有點感嘆其技術和人才的護城河,有些很難複製。

一位投資人在點評巴菲特投資助手託德·庫姆斯最近離職伯克希爾加盟摩根大通時說,「牛人還是希望跟最牛的人在一起。」

這句話用在當下谷歌的身上,也有點貼切呢。

到底兩位創始人回歸代表着什麼?這段時間其實看了很多謝爾蓋·布林的訪談,拉里·佩奇的還在清單裏。

先說最近布林在斯坦福的這場對話。

他在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百年慶典的收官活動現場,與校長喬納森·萊文(Jonathan Levin)和院長詹妮弗·威德姆(Jennifer Widom)一同登臺,分享了他作爲工程師、創業者和AI實踐者的諸多思考。

挺有意思的。三位的輸出都很精彩。

在斯坦福讀博期間,謝爾蓋·布林做過一件「有點犯法」的事。他爲了實驗樓那臺能「刻」電子鑰匙的電腦,爬上腳手架、撬開陽臺門,複製程序、做出一把「萬能鑰匙」——後來幾乎整棟樓都能通行。

也正是在那段自由而頑皮的時光裏,他和拉里·佩奇一起寫出PageRank原始論文,並共同創辦谷歌。此後二十多年,谷歌從一個搜索引擎成長爲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科技公司之一,而布林本人也成爲硅谷最具傳奇色彩的工程師創業者。

布林退休後原本計劃坐在咖啡館裏研究物理……結果因爲種種原因在2023年回到辦公室,從參與模型訓練到逐步深度投入,以及強力推進Gemini項目。

布林認爲,最近十年左右,尤其是AI時代,「難的事情」越來越值錢。「我覺得這多少算是一種時代的迴旋:到了今天這個階段,硬核技術突然變得如此重要。」

他坦承,谷歌眼鏡商業化太早,是一次「自以爲是喬布斯」的教訓。他還提醒年輕創業者要把想法落地成熟,再啓動外部加速器,因爲一旦步入增長節奏,外部期待、開銷、時間表……會變成逼迫動作變形的壓力。

對話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現場回答提問「被低估的新興領域」。答案顯得有點勉強,布林說,「如果你一定要我說一個方向,也許是AI(以及未來可能的量子計算)在材料科學上的應用。」

萊文和詹妮弗則十分同意這個結論,詹妮弗還補充了合成生物學領域發生的變化也有點被低估。

囉囉嗦嗦講了很多獲得感的內容,還是推薦大家細細看全程。聰明投資者(ID: Capital-nature)精譯整理分享給大家。

1、斯坦福往事

萊文:謝爾蓋在1993年來到斯坦福讀博士。那時詹妮弗剛入職當教授,而我還是斯坦福本科生。我1993年秋天是大四。

我們就回到那個時候吧,當時你是斯坦福的研究生,能講講當時在工程學院讀書是什麼感覺嗎?以及,這段經歷是怎麼塑造你,併爲後來創辦谷歌打開機會的?

布林:事後回想,可能我當時並沒有真正意識到,但那確實是一個非常有創造力、也非常自由的時期。

我是在瑪格麗特·傑克斯大廳開始讀博的,那棟樓就在主廣場上。它是一棟挺老的建築,裏面是那種咯吱作響的小房間、小門。

我就是在那兒學會了開鎖——多虧了一個麻省理工的傢伙,他教我怎麼撬鎖。

說真的,現在回頭看我都挺驚訝的:當時大家給了我那麼大的自由。因爲你知道,我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方式去安排時間。

一開始我在研究怎麼「逆向還原碎紙機」,就是把你碎掉的文件,掃描進電腦,然後想辦法把它重新拼回去。

我其實一直沒把那套東西真正做成功。但也挺神奇的,從來沒人跟我說「你別搞這個」。

那些年我換過幾個導師:赫克託——不好意思,他已經去世了,但他人真的特別溫和,真的是個好人。後來還有傑夫·烏爾曼(Jeff Ullman)。他們偶爾會問問我最近在做什麼,但總體來說,也沒怎麼給我設限。

我們後來搬到了SAIL的新樓,也就是計算機科學的蓋茨樓。當時那地方在今天看來會覺得有點「頑皮」。

我那會兒就知道自己「開鎖生涯」差不多要結束了,因爲那棟樓用的是電子鑰匙,上面有那種小小的紅外裝置。

當年這些電子鎖不連網,所以門鎖不會自己去查權限,只是讀一下鑰匙裏的信息。鑰匙說你能進,它就放你進。我猜到現在也沒怎麼變。反正它是電子的,麻煩很多,不是以前那種機械鎖,隨便撬兩下就能搞定。

我們剛搬進那棟樓的時候,外面還有腳手架,樓裏一些地方還在收尾施工。但所有門、所有辦公室都已經裝了電子鎖,我根本打不開。

唯一一個我能撬開的,是陽臺那把鎖——而那間屋子裏,正好放着那臺用來「刻」電子鑰匙的電腦。(全場笑)

所以我就……我想法律追訴期應該過了吧?希望是。我應該可以講這個故事。

總之,我從自己的辦公室爬出去,上到腳手架上。因爲我知道他們下週就會把腳手架拆掉了。

那腳手架是真腳手架,有各種橫杆豎杆,反正看起來挺嚇人的。現在回想,我也不知道自己當時哪來的膽子。只能說,我那時還是個孩子,判斷力就是那樣(笑)。

我就這麼從腳手架爬到陽臺那邊,把那把實體鎖撬開,進到屋裏,見到那臺電腦。

我記得我把那臺電腦上的軟件都拷了一份,相當於給自己做了一把「萬能主鑰匙」,然後又把拷貝刪掉。之後有一段時間,這把主鑰匙幾乎哪兒都能開。

2、創業起點

萊文:你在工程學院受的這種「教育」,真的可能把你的人生帶往很多方向……比如開鎖高手、CIA特工之類的(笑)。但最後顯然沒走那條路。

你講講,你真正是怎麼走到後來那條路上的?這事兒怎麼成行的?

布林:我們大概從1995年開始,斷斷續續研究後來成爲谷歌的那套想法,做了好幾年。

要給拉里·佩奇記一功,他當時非常專注於Web的鏈接結構。而那個年代,互聯網本身是個全新東西,提出一個新點子簡直太容易了。

我最早一個賺錢點子是做在線訂披薩。你要知道,當時「在網上點外賣」聽起來特別離譜,現在大家早就習以爲常了。

我還開玩笑一樣在頁面頂部放了一個可口可樂廣告。我當時覺得這也太搞笑了,互聯網廣告哎。結果事實證明,這一點都不搞笑。(全場笑)

總之,這個項目失敗得很徹底。

因爲它的流程是:你在網站上填訂單,但那時候披薩店普遍不上網。我就想,他們至少有傳真機吧?那我就自動給他們發傳真,把訂單傳過去。結果我後來發現,人家根本不怎麼看傳真……於是就從這裏開始崩盤了。

這事最後當然沒成,但它體現了當時的氛圍:我們這些計算機系出身的人,大多都很懂互聯網怎麼運作,Web 服務器怎麼搭。你想做個小網站,分分鐘就能搞出來。

所以那時候每個人都在網上「畫東西」,到處試驗,特別有創造力。

說回正題。拉里當時專注 Web 的鏈接結構,我在做數據挖掘,我們就把兩件事合在一起。很快我們發現,這套東西對搜索確實很有用。

但我們在斯坦福裏試了很久,一邊試一邊想:到底要把它當成純學術項目,還是要更進一步?

我們也試過把技術授權給一些互聯網公司。

有一次,我們把東西推薦給了Excite。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倒是很有眼光,他當時就覺得「這很棒,你們應該買下來」。但Excite其實興趣不大。

不過我們和維諾德後來還通過郵件來回溝通。我們發了一封郵件說:行,那我們願意以160萬美元把技術授權給你們。大概15分鐘後就收到回覆,說:「哇,這可是一大筆錢,不過好吧。」

我們當時特別激動。對一個研究生來說,160萬美元就是天文數字。

然後我們一個朋友斯科特來找我們。當時我們四個人在搞這個項目,另外兩位是斯科特和艾倫。後來他們倆去創業了。那天斯科特衝進來笑到不行。

結果我們才知道,那封「維諾德回信」是他僞造的。因爲在那個年代,你基本上可以假裝任何人發郵件……(全場笑)

所以,這個交易當然就沒發生。

但後來拉里和我還是覺得:如果要把這套東西規模化,最好還是得有真正的資金。於是我們決定去找錢。最後我們確實找到了天使投資人,而且當時找天使投資還挺容易的。

我的導師傑夫·烏爾曼(Jeff Ullman)當時對我特別寬容。對我來說,離開博士項目是個挺大的決定。我爸媽當然很失望,但傑夫的態度是:那你就去試試唄,如果不行就回來。

他說得特別輕鬆,好像這是個可逆的選擇。所以嚴格意義上,我到現在「技術上」還算是在休學狀態,也許哪天我真會回來把學位讀完。看看之後怎麼發展吧。

萊文:放到今天再看,會覺得這個故事很有意思:創業在當時其實是「最後一個選項」,是在你們先去嘗試授權、嘗試各種路徑都走不通之後才選擇的。某種意義上,你們後來也改變了人們對創業路徑的想象。

布林:我也說不好。我們的經歷是我們自己的特殊路徑。斯科特和艾倫後來都離開項目去做自己的公司,這也是他們走的原因之一。也許他們對我們一直猶豫、一直想把技術「推出去」有點不耐煩。

但老實說,當時創業的人真的很多,挺普遍的。

像我剛才說的,艾倫其實已經在參與一家做天氣的公司,後來好像就是現在的 Weather Underground。我記得它在近些年被收購了。

斯科特那邊也有家公司,做郵件列表歸檔,叫 e-Groups,後來被雅虎收了之類的。

總之,那時候這些都很常見。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們只是可能比很多人更晚才下定決心:那就自己幹吧。

3、「難的事情」越來越值錢

萊文:從那個起點再回頭看當然很震撼。谷歌今天市值大概4萬億美元,每分鐘處理1000萬次搜索,還做了無數產品和業務。但當你和拉里當年決定去創業的時候,這一切至少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完全不明顯,所以才會出現「授權談不成」這些事。

你們後來從起點走到今天,顯然做對了很多關鍵決策。你回頭看,創業初期有沒有哪些事情是你們一開始就做對了,而且你現在覺得「當時做對這一步特別重要」的?

布林:我覺得一開始,拉里就一直非常有野心,現在也一樣。基本上你提出任何計劃,他都會說:「不夠大。」你不能只想着太陽系,得想銀河系那種(笑)。

這大概就是他的激情和驅動力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確實很早就有一個很宏大的使命宣言,比如「組織全球信息」之類的。我覺得用這樣一種理念去奠定公司的起點,是挺好的。

還有一點,我們的公司從一開始就帶着比較強的學術氣質。

我們倆都是從博士項目裏出來的,而當時很多創業公司更多是本科畢業就出來做的。我覺得這會讓你看問題的方式有一點不一樣。

當然我得澄清下,很多從本科階段就出來的公司也同樣非常優秀。但我們這一路確實更強調基礎性的研發投入,包括更長期、更底層的R&D,我覺得這很早就成爲了文化的一部分。

萊文:你們也招了很多博士,所以不只是你們倆。

布林:是的,非常明顯。比如烏爾斯·赫爾茨勒(Urs Hölzle),他算是我們最早的一批覈心成員之一。我認識他,是因爲當時我還在斯坦福參與一個教授招聘的評審流程,算是面試過他。

他後來沒拿到斯坦福那份工作,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反正這種事挺複雜的,候選人也都很強。

但他後來一給我發消息,我馬上就說:你明天能來上班嗎?因爲我已經很了解他,也很清楚他的能力。

萊文:如果要論過去25年全球最具創新性的公司,我覺得谷歌絕對可以排在最前面。你們既有產品層面的創新,比如 YouTube、DoubleClick、Waymo;也有技術層面的持續突破,從最早的底層系統,到今天的芯片、算力等等。

我很好奇的是:一家大公司要長期保持高度創新其實非常難,幾乎所有公司都會在這件事上遇到瓶頸,但你們似乎做到了。很多人也認爲你個人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你是怎麼理解「創新文化」的?又怎麼看自己在其中的角色?

布林:謝謝,又開始誇我了(笑)。我得先說一句:我們也翻過很多車,失敗過一長串項目。現在就不展開了,但確實是一大堆失敗。

所以,某種意義上,創新的一部分就是你得不斷去試。

我覺得,可能因爲我們的「學術根子」比較深,所以更願意去做難的事情,也更願意去賭那些技術深、水很深的方向。尤其到了最近十年左右,「難的事情」越來越值錢。

就拿AI來說,這顯然是一個巨大的趨勢,但你仔細看它背後需要的算力、需要的深度數學,這些本身都是技術上非常深、非常難的挑戰題。

我覺得這多少算是一種時代的迴旋:到了今天這個階段,「硬核技術」突然變得如此重要。

曾經有一段時期,你還記得 pets.com 吧?那會兒你幾乎可以把任何東西往 .com 上一貼就行了。技術門檻並不高,稍微懂一點 Web 就能做出一個 whatever.com。我們當時做的是搜索,幸運的是,搜索確實需要更深一些的技術能力。但後來技術複雜度只會越來越高。

現在我們招的人,說實話,比我厲害太多了,比我當年也厲害太多了。我當時算是那種「偏數學的計算機科學學生」,因爲本科階段我同時學了數學和計算機科學,這在我們那一屆還算比較少見。

但現在我們從斯坦福以及其他頂尖項目招人,這些年輕人在數學和計算機科學上的底子都非常紮實,而且很多還是物理學出身,因爲物理學訓練本來就要求你做很硬的數學,同時他們做的很多東西又強烈依賴計算資源受限的條件,所以必須有一定的計算能力。

所以我覺得,現實就是這麼發展到了這一步:底層研發能力越來越重要。我們某種程度上也算運氣好,很早就把方向押在了這條路上。

4、硬核技術信仰

萊文:這個觀察很有意思:技術難題再次走到臺前,重新成爲企業競爭優勢。那我們聊聊AI吧。現在所有人都在想這件事。

你也回到谷歌參與相關工作,你們在很多方面都處在最前沿,而且競爭非常激烈。投入到AI基礎設施的資本規模已經到了數千億美元級別,甚至單個公司層面也是這樣,真的非常驚人。你怎麼看現在AI的整體格局?

布林:好,我得想想怎麼回答,才能不顯得像在自我吹捧(笑)。

確實,投入規模非常巨大。不過我也得承認,從某些角度來說,我們確實犯了錯:我們投入不夠,而且沒有像應該那樣認真對待這件事。

比如大概八年前,我們發表了Transformer論文的時候,我們其實並沒有把它當成一個需要全力加碼的方向,也沒有及時去擴大算力投入。

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當時有點不敢把它直接推向大衆,因爲聊天機器人會說蠢話,你知道的。結果OpenAI把這事做起來了,也得佩服他們,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判斷。而且他們那邊也有我們的人,比如伊利亞(Ilya),去了那邊推動這些事情。

但我確實認爲,我們還是受益於谷歌長期的技術積累。我們在神經網絡方面的研究和開發,早在Google Brain時代就開始了。

這某種意義上也有運氣成分,但也不完全是運氣。比如我們請到傑夫·迪恩(Jeff Dean)就不是偶然。當然,我們能招到他是幸運的,更重要的是,我們當時的心態是:硬核技術很重要。

我們當時也從DE招了很多人,因爲那時候他們有頂尖研究實驗室。

傑夫對神經網絡非常癡迷,我覺得可能和他很早的經歷有關。我也不清楚他具體怎麼來的這股熱情,但他大概十幾歲的時候就在做一些瘋狂的事:一邊研究神經網絡,一邊想着治癒第三世界疾病之類的。

他就是那種人,真的很誇張。他後來把整個團隊建了起來。

那時候他在我負責的 Google X 體系裏,但我對他基本就是一句話:「傑夫,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當時跟我說:「我們可以讓機器區分貓和狗。」我說:「哦,好啊,挺酷。」(全場笑)

但你得信任你的技術人。沒過多久,他們就真的做出了一系列神經網絡算法,並開始用在我們的一些搜索環節裏。

後來又有了Transformer,我們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一方面有很深的底子,另一方面也確實有幾年做得不夠,沒把它當成必須儘快規模化的戰略重點。而與此同時,我們又在其他地方做對了:比如硬件。

TPU這條線大概十二年前就開始了。更早我們用GPU,我們可能也是最早大規模用GPU的公司之一。再後來用FPGA,然後我們開始做自己的芯片,迭代了無數代。

我們對硬核技術深信不疑,所以驅動我們去榨取更多計算能力、去做芯片、去做算法,同時我們也長期重倉計算基礎設施。

我們的數據中心規模很早就做得非常大,而且做了很久。Amazon的AWS 當然也有很大的數據中心,但真正能做到我們這種規模的公司並不多。

能同時擁有自研半導體、深度學習算法,以及整個堆棧的關鍵組件,從而保持在現代AI前沿的公司,確實不多。

萊文:技術每年都在變得更強。關於 AI 會變成什麼樣,外界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它們是不是最終能做到「人類坐在電腦前能做的事情都能做」,甚至更廣泛?你對技術將走向哪裏,有沒有什麼判斷?

布林:說真的,這個創新速度太驚人了。而且競爭極其激烈,大家都看得見:美國最頂尖的公司、中國最頂尖的公司,全部在拼。

現在你如果一個月不看AI的新聞,你就已經落後得很明顯了。

那未來會走到哪裏?我不知道,我們可能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除了你剛才那個問題,也就是「它能不能做到人類能做的一切」,還有一個更難的問題:它能不能做到人類做不到的事情?這其實就是「超智能」的問題。

這件事現在完全沒有答案:一個東西到底可以聰明到什麼程度?

人類進化用了幾十萬年,靈長類演化用了幾百萬年,這速度和AI現在的發展節奏相比,實在太慢了。

萊文:我們準備好面對這種速度了嗎?

布林:目前看,人們確實在從技術裏得到很大的好處。雖然也時不時有人做出一些「末日式」的預測,但總體上大家的能力都被顯著增強了。

而且說實話,AI經常還是蠢得離譜,你總得盯着它、監督它。但偶爾它又非常聰明,能給你一個特別好的點子。尤其當你不是某個領域的專家時,它很有用。

比如我想了解怎麼設計一塊新的AI芯片,當然我可以去問我們公司最頂尖的芯片設計專家。但就算沒有他們,我至少也能拿起手機,跟一個AI聊一聊。它大概率能給你一個八成到九成靠譜的整體框架,讓你先把事情理解個大概。

包括健康問題也是一樣。

我覺得它讓個人變得更有能力,因爲通常情況下,你身邊不會隨時圍着 X、Y、Z 各領域專家。它帶來的這種賦能,會釋放很多潛力,不管是職業發展、創業、健康管理,還是把生活過得更好。

我當然也沒有所有答案,但我確實認爲它有巨大的潛力提升個人能力。

5、一定要把AI用起來

萊文: 這確實是更積極的圖景,它會成爲人類能力的放大器。很高興你是從這個角度看。

但現在每個斯坦福學生,甚至每個大學生,都在想一件事:AI 會怎麼影響我的職業和機會?你對同學們有什麼建議?他們該學什麼?該怎麼面對未來的就業市場?

布林: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難預測。

回頭看,從互聯網的出現到手機普及,這些技術已經深刻改變了社會,也深刻改變了工作類型、職業路徑和大家學習的方向。AI也一定會做到這一點,百分之百會改變。

但在當下這個快速變化的階段,你很難說清楚到底會怎麼變。

而且今天的AI,和五年前的AI已經完全不同;而五年後的AI,又會是另一個東西。

我也很難給出確定的預測,但我確定的一點是:你一定要把AI用起來,爲自己服務。

它能幫你做的事情太多了。就我個人來說,我現在做很多事都會先問AI:比如給朋友家人挑禮物,比如爲一個產品構思新點子,或者做一些藝術創作的靈感整理。我幾乎一直在用。

它不會替我把事做完,因爲我通常會說:「給我五個想法……」然後你會發現其中三條多少有點垃圾,我一眼就能看出來。但剩下兩條裏,往往會有一小粒「閃光點」,或者它能幫我換個角度,把事情放進一個新的框架裏。

然後我再去打磨、再去想,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

詹妮弗:斯坦福給本科生很大的自由,所以不少人還沒選專業。幾年前我們還可以預測:很大一部分人會選計算機科學。你還建議大家繼續選計算機科學嗎?他們現在可都在認真聽(笑)。

布林:我當年選計算機科學,是因爲我真的熱愛它,所以對我來說幾乎不用猶豫。你也可以說我很幸運,因爲我剛好進入了一個極具變革性的領域。

我不會因爲「AI現在寫代碼挺厲害」就建議你別選計算機科學。AI現在很多事情都做得不錯。只是寫代碼這件事剛好有很高的市場價值,所以很多人會去學它。

更重要的是,更好的編程能力會帶來更好的AI。所以包括我們公司在內,所有真正做AI的公司,都非常重視代碼能力。

我們自己也大量用AI來輔助寫代碼,甚至用來輔助推演算法思路之類的。但恰恰因爲它太重要了,所以更不能把它當成「可以放棄的技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別因爲覺得AI會寫代碼,就跑去改學比較文學——因爲老實說,AI可能在比較文學上還更強一點。

我不是要冒犯比較文學專業的同學,但你想想:AI寫出來的代碼,有時候會犯很嚴重的錯,可能直接跑不起來。可你在比較文學的文章裏,句子寫錯了、表述不夠精確,後果不會那麼直接。

從某種意義上講,AI反而更容易去做一些創意性的文本工作。

6、現場互動環節

學生1:谷歌在很大程度上,是從你們在PageRank上的學術研究成長出來的。但今天的創新越來越多由產業界驅動。你還認爲「學術界到產業界」的人才與成果流動依然關鍵嗎?如果關鍵,你會怎麼強化這條通道?

布林:哇,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學術到產業這條通道到底有多關鍵?我可能只能給你一個不那麼確定的回答。因爲我讀研那會兒,一個新想法從出現到變成真正有商業價值,往往要走很多年,甚至幾十年。

在學術環境裏,你有更大的自由去長期打磨一個方向:申請經費、做研究,可能花上十年二十年慢慢琢磨,讓它一點點發酵。之後它才會滲透到產業裏,可能被大公司接手,也可能被創業公司拿去做成產品。

但如果這個週期被大幅壓縮,這種模式是否還成立,就很難說了。

當然,有些部分依然成立。即便在AI領域,我們也會定期關注斯坦福和其他大學的研究,時不時會合作、會招人。

但很多東西並不需要在學校裏「憋」很久。比如有人提出一個新的注意力機制,可能在學校裏試兩年,就會以某種形式進入產業落地。說到底,產業界自己也在做大量類似的探索。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必須依賴一條很長的學術管道」未必站得住腳。也許真正需要學術環境的,是那種更激進、更底層、還沒成形的新架構和新路徑。

量子計算可能是個典型例子:這個想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左右被提出,如今公司在做,大學實驗室也在探索不同路線,它處在一個很微妙的「交界地帶」。

如果你真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實現方式,不是我們做的超導量子比特,也不是很多創業公司在做的離子阱,而是一條全新的路線,那它也許確實需要在大學裏先「養一養」,讓它成熟幾年。

因爲這類方向太難,短期商業化壓力反而可能把它壓扁。

但一旦你判斷它足夠紮實、足夠有潛力,最後大概率還是會走向商業化:要麼你自己做成公司,要麼被產業體系接上去。

所以我不想給一個一刀切的答案。頂尖公司現在也在做更多基礎研究,而且隨着AI開始帶來實質回報,這些長期投入正在顯現價值。

未來更可能發生的變化是:學術界和產業界各自承擔什麼樣的研究,會重新分工、重新配比。

不過我確實相信,有些事情仍然需要十年左右、相對更純粹的研究週期。公司可能會因爲上市壓力、產品節奏等原因,對這種長週期投入更猶豫。

學生2: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衝。像我這樣的年輕創業者,應該抱着什麼樣的心態,才能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轍?

布林:我先給你一個特別具體的建議:當你有一個很酷的可穿戴設備想法時,先把它徹底打磨成熟,再去做什麼跳傘、飛艇之類的「高光大秀」。(全場笑)

我不是在開玩笑。谷歌眼鏡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前車之鑑。

我到現在仍然很喜歡那個方向,但我們當時把它推向市場推得太快了。成本還沒壓到應該有的水平,產品從消費者視角看也還不夠成熟、不夠精緻,我就急着讓它登場。

我那時候有點「搶跑」,甚至會冒出一種錯覺:我就是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我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出來,然後「登場、亮相、掌聲」。這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錯誤。

如果要一句話概括:很多人都會以爲自己是下一個喬布斯,我也犯過這種錯。但喬布斯是極其罕見的,很難複製。

所以我的建議是:把你的想法先「烤透」,把產品做到足夠成熟,再去按下外部加速按鈕。因爲一旦你踏上那臺跑步機,外界期待會迅速抬升,開支會跟着膨脹,時間表也會被鎖死,你就不得不在某個節點交付成果。

可問題在於,很多時候你未必能在那個窗口裏,把真正該做的事情全部做完。最後你會掉進一種「加速螺旋」:期待越滾越大,你卻沒有給自己足夠的時間去消化、迭代、打磨。

回頭看,這是我最想避免的一類錯誤。

學生3:我們看到很多AI公司靠「擴數據、擴算力」來提升大語言模型。那如果有一天數據用完了、算力也用到極限了,你們認爲下一步會往哪裏走?會是更換架構,比如找到Transformer 的替代方案?還是在學習方法上突破,比如比監督學習或強化學習更好的訓練範式?還是會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謝謝。

布林:我從我的角度回答一下。你剛才列的那些方向,我覺得其實早就已經比「擴算力、擴數據」更重要了。

只是「擴規模」這件事更容易被大家注意到,因爲它很直觀:建數據中心、買芯片。而且 OpenAI、Anthropic 這些公司也發了很多關於規模定律的論文,所以吸引了大量關注。

但如果你把時間線仔細排一排,你會發現:過去十年左右,算法層面的進步,其實已經跑得比規模擴張還快。

我記得我讀研究生的時候看過一張圖,是講N-body problem(多體問題)的,比如引力系統裏很多天體互相作用飛來飛去。你會看到,從50年代到90年代,算力隨着摩爾定律提升了很多很多,但解決多體問題的算法進步,提升幅度遠遠超過了算力提升。

我覺得你會發現,像我們這樣的公司,當然永遠不會拒絕站在算力前沿。但算力更像是「甜點」——真正的主菜和蔬菜,其實是算法工作,是你把方法論、結構、效率、學習機制這些東西做紮實。

詹妮弗:我也補充一點。關於「算力會不會用光」,或者更具體地說,大學其實已經非常熟悉「算力不夠」是什麼狀態了。因爲大學不可能擁有像大公司那樣的算力規模,差得非常遠。

但這反過來會逼着我們做很多創新:當你算力更少時,你怎麼讓模型更高效?怎麼「用更少做更多」?這些研究我們在這裏其實一直在做,而且做得很多。

學生4:我想問,你們認爲哪項新興技術的長期影響被嚴重低估了?

布林:哎喲,這個問題很難。哪項新興技術被嚴重低估了?我顯然不能說AI,因爲大家都在盯着它,很難說低估。

萊文:也可能被低估。

布林:確實也可能被低估,但它現在可能不算「新興」了,所以不能用它來回答(笑)。

很多人會提量子計算,它未來會帶來什麼。但我也不太想把答案全押在它上面。雖然我確實支持我們在量子計算上的投入,但變量太多。

而且從理論上講,我們甚至連 P 是否不等於 NP 都不知道。計算理論前沿還有很多沒解開的東西。量子算法目前也主要適用於一些結構非常特定的問題。

所以我在那條線上算是支持者,但很難說「就它了」。

如果你一定要我說一個方向,也許是AI(以及未來可能的量子計算)在材料科學上的應用。

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們能用全新的材料去解決一系列性能邊界,空間幾乎是無限的。

萊文:我其實也在想材料科學。因爲「低估」這件事很微妙:現在大家對技術創新的機會其實非常關注。像核聚變、量子這些東西,雖然還沒成熟,但也不能說大家完全沒注意。AI 更不用說。

但材料在我看來確實可能是一個,它的重要性還沒被足夠地放在聚光燈下。

還有生物、健康領域也是,尤其是分子科學裏有大量機會。相對AI來說,它現在得到的關注可能更少一些,但分子科學同樣正在發生一場巨大的革命。

詹妮弗:對,我也想說類似的事。我觀察到聚光燈一直在移動,現在它強烈打在AI上,但它之前其實也照在生物上,而且不應該停止。

合成生物學裏正在發生很多非常激動人心的事情。我覺得我們需要把聚光燈稍微拉寬一點。

學生5:我們成長過程中,多少都會有點「自我設限」的念頭。我想問你:在你打造谷歌的過程中,有哪些你原來深信不疑的想法,後來不得不調整?這種變化又怎麼影響了你的決策?謝謝。

布林:嗯,自我設限……我想人生裏確實有好幾次,都是被迫把眼界擴大、重新認識世界。

我出生在蘇聯的莫斯科,那時候環境很不一樣,也很窮,基本上大家都窮。我和父母、外祖母擠在一個大概400平方英尺的小公寓裏,每天要爬五層樓。

那時候你很難去想外面的世界。

後來算是幸運,我父親隱約看到了外面。他去波蘭參加過一次會議,聽人講西方世界是什麼樣,然後決定帶我們移民。這個決定在當時家裏爭議很大,但最後我們還是到了美國。

到了美國,我們依然很窮,幾乎是一無所有從頭開始。我得學一門新語言,重新交朋友,整個社會關係都要重建。這段過程很艱難,但也像是一種覺醒的過程。

後來我來斯坦福讀研究生,也有點類似。教授給了我很大的自由,也很信任我怎麼安排自己的時間,再加上加州那種更開放、更敢想的氛圍。坦白說,這種傳統現在在加州可能沒以前那麼強了,但我就不展開抱怨了。總之,這些都讓我覺得更自由、更敢想。

所以我可能有點繞着回答了:你問的是「自我設限的想法」,我講的是經歷。但我真正想說的是:我經歷過幾次當時很痛苦的轉變,它們都在逼着我把世界看得更大。

回頭看,這些變化往往是值得的。也正因爲有這些經歷,我可能更早就相信:那些讓你不舒服的變化,最後常常會帶來更大的空間和機會。

學生6:你取得的成就,是大多數人一輩子都很難經歷的。現在回頭看,你如何定義「好的人生」?在這些成就之外,對你來說,「好生活」意味着什麼?

布林:什麼是好的人生……我覺得首先是,你能真正享受自己的生活,也能享受你所創造的東西。

我很珍惜家庭。今天我有一個孩子在現場,我女朋友也在。我很感激自己能和他們有高質量的相處時間。

我也很感激,到這個階段我還能持續被智力上的問題挑戰。其實我在新冠之前大概提前一個月「退休」過一次,結果可能是我做過最糟的決定(笑)。

我當時的設想是:我要坐在咖啡館裏學物理,因爲那段時間物理是我最着迷的東西。可疫情一來,咖啡館都關了。(全場笑)

我就一直悶在家裏,人開始「發酵」,甚至能感覺到自己在下滑,腦子沒那麼鋒利了。後來我就想:不行,我得回到工作裏。

那時候辦公室還沒完全開放,但過了幾個月,有些人開始能偶爾去,我也就開始去,然後投入越來越多,慢慢就回到了後來我們稱爲Gemini的那條線上,特別興奮。

對我來說,能有一個技術上、創造上持續輸出的出口,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回報的。

如果我真的一直退休下去,我想那會是個挺大的錯誤。

學生7:如果要分享一件「很人類、很可共情」的事,讓大家覺得安心一點,你們會分享什麼?

布林:我發現我有時候會不好意思問問題,怕顯得自己不懂。那我就先問一個:管理科學與工程到底是個啥?(全場笑)

是那種 Dilbert(《呆伯特》)式的「我要當經理」的東西嗎?到底學啥呢?

詹妮弗:是一個專業,是一個系。

布林:是一個系?那你們學什麼?(全場笑)你們具體上什麼課?

詹妮弗:我來解釋一下。這個系今年剛好 25 週年。它是三個方向合併來的:工業工程、運籌學、以及工程經濟系統。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三角形,涵蓋這幾個領域。

很多學校會單獨叫工業工程或運籌學,我們在斯坦福把它們打包成一個「管理科學與工程」系。這個系也正是 ETL 課程的主辦方,我們今天這堂課也是它支持的。

布林:好好好,我懂了。所以我「很人類」的地方就是:我居然連這個都不知道(笑)。但我很高興我問出來了。

詹妮弗:讓我也來一句:我之所以很「可共情」,是因爲我可以把這些事解釋給謝爾蓋·布林聽,而且還能讓他認真聽進去。(掌聲)

學生8:你們平時怎麼安排時間,讓自己一直跟得上變化?你剛才說你很在意保持鋒利、跟上 AI 的進展。那你平時讀什麼書?開車時聽什麼播客?

布林:好,我儘量別把它說得像在打廣告(笑)。我現在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開車的時候跟Gemini的語音版聊天。

我路上會拿它當對話夥伴,隨手問各種問題。

不過你們現在先別急着用公開版。公開版還不是我內部在用的那個更好的版本。再給我們幾周,我們會把我現在能用到的版本推出來。現在公開版背後的模型有點「上個時代」,說出來還挺尷尬的(笑)。

我問的問題也很具體,比如:如果我要建一個數據中心,大概要多少百兆瓦的電力?不同供電方案的成本大概怎麼估?我就在路上跟它一邊聊一邊算。

好吧,這聽起來確實還是有點像在給 Gemini 打廣告。

播客我也會聽一些。「All-In」那幾位我挺喜歡的,主持得很好。前陣子我們還在佛羅里達見了本·夏皮羅,他也是做播客的。很多播客主線下見面其實挺有意思。

但說到底,我更喜歡在路上做互動式的思考,所以才會更傾向於跟AI對話。雖然這麼說聽起來有點怪。

萊文:這其實就是未來的一瞥。作爲結尾很合適。我想不久之後,我們可能都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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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jayden

譯文內容由第三人軟體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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