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在蒼茫中傳燈
作者：姚斌
非傳統的知識如何幫助我們成爲更好的投資者？多樣性的邏輯爲個人提供了多樣的視角、啓發式方法和解釋，以便比那些工具有限的聰明個體更好地解決難題。研究表明，狐狸型的人在長期預測上比刺蝟型的人做得更好。邁克爾·莫布森從投資者的角度，提供一些具體的例子，說明思想多樣性在哪裏能提供有用的視角。
01、多樣性：如何更好地解決難題
萊格·梅森資本管理公司被公認爲是一個「更像某種學術飛地或工作坊」，而非「一家典型的資產管理公司」。他們會通過討論、閱讀和會議，將時間投入到通常被認爲是金融和投資領域之外的議題。特別是聖塔菲研究所，一個致力於研究複雜系統的跨學科研究機構，在激發他們的思考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所有這些都引出了可能最常被問到的問題：這些議題如何幫助他們成爲更好的投資者？莫布森試圖通過審視多樣性理論、證明持續準確預測所需條件的證據，以及他如何使用多樣化思維看待常見投資問題的一些例子來回答這個問題。
莫布森認爲，創造超額回報是一個難題。市場是複雜的；商業環境不斷變化；信息豐富但常常模糊不清；事實和猜測都經過了巨大的人類心理過濾器的篩選。挑戰在於獲得洞見，一種他人所不具備的優勢。顯而易見的是，如果我們的輸入信息與其他人完全相同，就不太可能獲得洞見。許多信息來源——商業媒體、公司披露和分析師報告——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形成優勢。更重要的是，如何以不同於且優於其他投資者的方式來解讀信息。獲得優勢需要大量工作：閱讀、思考和保持智力獨立。
多樣性對商業有益的觀念已成爲陳詞濫調，這很糟糕。理解多樣性何時及爲何有效（以及它並非總是有效）與欣賞其帶來的好處同樣重要。因此，我們將首先簡要討論多樣性如何帶來更好地解決難題的能力。社會科學家現已證明了多樣性的價值，表明它不再是一個軟概念，而是一種真實而強大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02、贏得「和爲十五」：成功可能性越大
如果想看看視角的力量，試試玩「和爲十五」遊戲。這個遊戲由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設計，規則簡單。將編號1到9的九張牌正面朝上放在桌上。兩名玩家輪流選牌，目標是恰好持有三張加起來和爲十五的牌。這個遊戲難度適中，因爲需要在腦海中不斷計算自己和對手的數字總和。同時還需要考慮進攻（拿到三張和爲十五的牌）和防守（阻止對手做到同樣的事）。經常會出現一個人贏得遊戲，而他的對手在數字中糾纏不清的情況。
現在，莫布森引入一個神奇的幻方，它提供了一個讓遊戲變得容易得多的視角。這是本遊戲的幻方：
8 3 4
1 5 9
6 7 2
請注意，無論縱向、橫向還是對角線看，這些數字的和都是15。突然間，遊戲變得非常簡單：它就是童年時最喜歡的井字棋。一旦將遊戲視爲井字棋，獲勝就容易得多，最壞的情況應該是平局，而失敗則是不可原諒的。
斯科特·佩奇在《多樣性紅利》中將「和爲十五」遊戲作爲更廣泛案例的一部分，闡述了在特定條件下多樣性爲何優於個人能力。近年來，多樣性已成爲熱門話題，但大多數討論都圍繞着社會身份多樣性——性別、種族、民族。佩奇嚴謹地展示了多樣的視角、啓發式方法和解釋如何帶來更好的集體問題解決和預測能力。
我們可以在兩個層面考慮多樣性。第一個是群體層面——團隊、單元、組織。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個體都貢獻了多樣性，思考每個個體帶來了什麼以及他們如何相處至關重要。第二個是個體層面，或者說心智模型的多樣性。這涉及到解決問題有多少種方法。
多樣性之所以有效，是因爲它爲解決難題提供了大量工具，增加了其中一個工具（或某些工具的組合）會有效的可能性。對於任何特定問題，我們的頭腦中可能擁有正確的工具。但如果面臨的問題是困難且多變的，而可用的工具數量有限，很可能難以找到高質量的問題解決方案。
雖然佩奇提供了多樣性在現實世界中起作用的例子，但他最大的貢獻在於多樣性的邏輯。他表明，在條件合適時，多樣性不僅是一種錦上添花，更是找到最優解決方案所必需的。正如他寫道，「多樣性優於能力」定理「不僅僅是一個隱喻，或一個十年後可能不成立的可愛經驗軼事。它是一個邏輯真理。」
「和爲十五」遊戲是一種有趣且易於理解的方式，用以說明一個更宏觀的觀點：我們擁有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我們的工具和其他人一樣——相同的商學院教育、電視節目、華爾街研究報告——那麼幾乎不可能獲得洞見。
03、多樣性：解決複雜問題的工具集
雖然佩奇對多樣性的論證邏輯嚴密，但我們可能會問，是否有實際證據表明多樣性在與投資者面臨的任務（預測複雜系統的結果）類似的工作中具有價值。答案是肯定的，並且來自菲利普·泰特洛克在其著作《專家的政治判斷》中總結的卓越研究表明，我們往往高度重視專家。我們在電視上觀看他們的節目，尋求他們的建議，並遵從他們的意見。但專家的預測到底有多好？泰特洛克讓近300名專家在近二十年裏做出了數以萬計的預測。這些是涉及政治和經濟結果的困難預測——類似於投資者要解決的問題。
結果並不令人印象深刻。專家預測者的表現，即便有改善，也微乎其微，僅略好於簡單的統計模型。當泰特洛克向專家們指出其預測準確性不佳時，他們和其他人一樣爲自己的觀點辯護。泰特洛克沒有描述當專家意見被彙總時會發生什麼，但他的研究顯示，當問題很困難時，以專業能力定義的能力並不會帶來好的預測。
分解數據後，泰特洛克發現，雖然專家的預測總體不佳，但有些專家的預測優於其他專家。影響預測能力的不是這些人是誰或他們相信什麼，而是他們如何思考。泰特洛克將專家分爲刺蝟型和狐狸型。刺蝟型的人精通一件大事，並將其解釋範圍延伸到他們遇到的每一件事上。狐狸型的人則往往對很多事都略知一二，並且不拘泥於對複雜問題的單一解釋。
泰特洛克的兩個發現具有相關性。第一個是媒體曝光與糟糕預測之間的相關性。泰特洛克指出，「知名度更高的預測者——那些更可能受到媒體追捧的人——比他們那些知名度較低的同行校準得更差。」這項研究爲警惕廣播電視上的「談話專家」提供了又一個理由。
其次，泰特洛克發現狐狸型的人往往比刺蝟型的人預測得更好。高分者看起來像狐狸：他們知道很多小事（他們行業的訣竅），對宏大計劃持懷疑態度，將解釋和預測不是看作演繹練習，而是需要縫合不同信息源的靈活「即興發揮」練習，並且對自己的預測能力相當缺乏信心。
借用佩奇的比喻，我們可以說刺蝟型的人擁有一件強力工具，而狐狸型的人的工具箱裏有許多工具。刺蝟型的人能出色地解決某些特定問題——他們肯定會獲得短暫的名聲——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在條件變化時，他們的預測能力不如狐狸型的人。泰特洛克的研究爲多樣性的力量提供了學術證據。
領導力研究也提出了支持多樣性重要性的結論。預測領導力成功的最佳方式是使用預測因子的加權組合。但這些預測因子中，學習敏銳度作爲最佳預測因子脫穎而出。學習敏銳度有許多定義，但通常包括批判性思維，即仔細審視問題並建立新聯繫的能力；學習渴望，即爲了變得有效而獲得新能力的願望；以及應對新奇事物的能力，即在首次遇到或不同條件下有效表現的能力。
我們現在可以回答「這些東西如何幫助你們」這個問題。簡而言之，認知多樣性產生了解決複雜問題的大型工具集。如果我們的工具與其他人無異，就沒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夠持續跑贏市場。
現在來看幾個實際例子，說明聖塔菲研究所啓發的思維如何在投資問題上提供了洞見。
04、複雜適應系統：集體的智慧與奇想
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有效市場假說一直是金融理論的基石之一。該假說認爲，證券價格反映了所有可用信息，因此表明沒有投資者能夠持續產生超額回報。數十年收集的壓倒性證據確實證實，隨着時間的推移，大多數主動型基金經理的表現不如被動型指數。
市場效率對主動型投資經理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如果不清楚市場如何及爲何有效或無效，投資者就沒有建立投資策略的基礎。然而，很少有投資者仔細思考市場效率，大多數人想當然地認爲市場是無效的。
實現市場效率有三種基本方式。第一種假設投資者是理性的，這意味着他們在新信息出現時會正確更新其信念，並根據期望效用理論做出適當選擇。第二種放寬了所有投資者都是理性的假設，轉而依賴於一小部分理性投資者利用套利來消除定價錯誤。最後一種方法依賴於許多獨立投資者之間的互動和聚合。這種實現效率的途徑，俗稱「群體的智慧」，是複雜適應系統的一個例子。
幾乎所有金融模型都源自前兩種方法之一。例如，均值-方差效率，即投資者以線性方式權衡風險和回報，是基於投資者理性的。如果一個人曾以非貶義的方式提及阿爾法或貝塔，他就使用了理性代理人方法。套利方法是大多數期權定價模型（包括布萊克-斯科爾斯模型）的核心。理性代理人和套利模型是金融經濟學家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群體智慧方法受到的關注有限，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被完全忽視。
科學家通過判斷一個理論的假設的合理性和其預測的準確性來檢驗其有效性。根據這些標準，理性代理人和套利模型都受到了挑戰。在這兩種情況下，建模者都假設了機制，即投資者理性，從而得出了結果。如果常識和經驗還不夠，心理學家已經確鑿地證明，投資者行爲明顯偏離理性理想。
更棘手的是，這些模型產生的預測與我們在市場中看到的結果存在重大差距。這些工具無疑推進了我們的知識，並且具有數學上易於處理的優勢。但它們在解釋現實世界方面仍然存在嚴重侷限性。
自成立以來，聖塔菲研究所的一個一貫主題是研究複雜適應系統。聖塔菲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很早就識別了這些系統的顯著特徵，並考慮了跨學科的相似性和差異性。複雜適應系統通常具有共同特徵：
①由具有不斷演化的決策規則的個體代理（例如，投資者、螞蟻、神經元）組成。
②一種聚合機制（例如，股票交易所、信息素軌跡、突觸連接），捕捉代理之間的互動。
③湧現出一個具有不同於各部分總和特徵的更大規模的系統（例如，股票市場、蟻群、心智）。
複雜適應系統的一個關鍵特徵是不可加性：即無法通過將各部分相加來理解整體。我們可以拆開大多數機械系統，識別每個部件的作用，然後重新組裝系統。因果關係是透明的。複雜適應系統則不然；系統從個體代理的互動中湧現。正如無法通過採訪一隻螞蟻來預測蟻群的動態，任何個體投資者都無法解釋股票市場的運作機制。
複雜適應系統要有效解決問題，必須滿足某些條件，包括代理的多樣性、聚合信息的機制以及某些激勵。注意這些條件與佩奇的框架非常吻合。用市場的語言來說，當這些條件成立時，市場往往是有效的，即它們反映了可用信息，並且不提供系統性超額回報的機會。
相反，當一個或多個條件被違反時，市場可能並且確實會變得低效。迄今爲止，最可能被違反的條件是多樣性。人類天生是模仿者，投資者會週期性地同步其行爲，從而導致劇烈的過度行爲。因此，這種方法根據特定條件清晰地展示了效率體制。經濟學家已經使用基於代理的模型證實了這些發現。
爲什麼將股票市場視爲複雜適應系統優於其他兩種方法？首先，該框架的基礎假設要現實得多。市場有很多多樣性：長期和短期投資期限，基本分析和技術分析，增長型投資和價值型投資偏好。我們無需假設任何人是理性的，然而這種方法很自然地容納了理性。
其次，雖然複雜適應系統不作具體預測，但其系統行爲與我們經驗上在市場中所觀察到的一致。標準金融理論最大的挑戰之一是解釋重大事件（繁榮與崩潰）的存在。應用均值-方差統計表明，1987年的崩盤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複雜適應系統方法允許偶發的大規模波動。
最後，複雜適應系統方法明確了市場何時可能正確或錯誤的特定條件或情境。一個合理的默認假設是群體智慧的條件成立。但當多樣性崩潰時，它們可以創造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然而，利用這些機會需要克服心理和組織上的障礙，而大多數投資者無法做到這一點。
將市場理解爲複雜適應系統提供了一種非傳統但穩健的視角。該框架具體說明了市場在何種條件下有效運行，在何種條件下失靈。由於複雜適應系統存在於許多領域，我們有不同的情境來獲得關於它們如何運作的視角和洞見。
05、網絡理論：建立或擴展能力圈
許多價值投資者，最著名的是禾倫·巴菲特，拒絕將資本配置到科技行業，因爲其被認爲缺乏可預測性。巴菲特曾雄辯地談到投資者識別並保持在能力圈內的重要性，這無疑是明智的建議。但巴菲特只是聲稱科技投資不在他的能力圈內，並承認有些投資者可能擁有洞見。
科技市場一個有趣的特徵是，雖然單個產品的生命週期往往很短，但一些公司卻能獲得並保持非常高的市場份額。在許多消費品市場，具有強大競爭優勢的領先公司的市場份額通常在30%到50%之間。想想可口可樂、耐克和安海斯-布希。相反，在一些科技領域，市場份額的分佈更加不均衡；市場領導者通常擁有90%或以上的市場份額（如微軟在操作系統領域，eBay在拍賣領域）。是否存在一種視角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爲什麼市場份額有如此大的差異？
微觀經濟學的支柱之一是，競爭力量確保公司的資本回報率隨着時間的推移向其資本成本靠攏。研究人員已反覆記錄了收益遞減現象。然而，也存在並曾經存在過收益遞增的情況。雖然經濟學家早已認識到收益遞增（亞當·斯密的制針工廠就是一個早期例子），但直到最近，這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經濟學家所忽視。
布萊恩·阿瑟從聖塔菲研究所早期就參與其中，他是強調收益遞增重要性的較爲知名和直言不諱的經濟學家之一。阿瑟的工作涵蓋多個領域，但由網絡效應帶來的收益遞增受到了最多的關注。當一種商品或服務的價值隨着使用它的人增多而增加時，就存在網絡效應。一個典型例子是電話系統；擁有電話的人越多，整個網絡的價值就越大。
當網絡效應很強時，一個網絡往往會脫穎而出成爲主導。儘管多個網絡經常爭奪領導地位，但正反饋機制確保其中一個勝出。經典的例子包括QWERTY鍵盤、VHS錄像帶和英特爾微處理器。包括鄧肯·瓦茨、馬克·紐曼和史蒂文·斯特羅加茨在內的多位網絡理論領軍思想家都與聖塔菲研究所有關聯。
大多數投資者都意識到網絡效應，但在應用這個概念時太過隨意。具體來說，將網絡理論應用於投資有三個核心問題。首先是對網絡分類學有清晰的理解，特別是網絡效應可能在何處具有強大生命力。投資者經常不恰當地援引網絡效應。其次是網絡效應如何轉化爲價值創造的驅動因素：銷售增長、利潤率、風險和可持續的競爭優勢（最後一點是巴菲特最關注的）。當網絡效應發揮作用時，這些價值驅動因素共同推動已投資本的回報率上升和風險降低。最後一個問題是網絡形成和擴散，這個領域大量借鑑了流行病學和社會學。了解網絡形成使投資者能夠比市場更好地預測增長率的變化。
透徹理解網絡理論提供了一系列視角，有助於建立或擴展能力圈。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課堂上學到的大多數知識都是基於實物商品供求關係的古典經濟學，其中收益遞減占主導地位。此外，網絡理論本質上是跨學科的，借鑑了許多領域的觀點。
06、冪律的力量：投資洞見隨之而來
我們的最後一個例子，冪律，更具推測性，但有望在未來幾年成爲一個迷人的研究路線和可能的洞見來源。冪律有效地代表了生物學（動物質量和代謝率）、物理學（地震頻率和震級）和社會學（城市規模和排名）中的許多關係。在視覺上，冪律看起來像一條從左上方到右下方的直線，其中橫軸和縱軸上的變量以對數比例繪製。以地震爲例，冪律意味着我們經常看到小地震，而大地震則不常發生。
冪律出現在對投資重要的多個領域，包括公司規模和股價變動。但與生物學中一些因果關係已得到較好解釋的冪律不同，沒有人知道大多數社會系統的冪律是如何產生的。我們確實知道，一些產生冪律的理論機制經不起實證檢驗。
理解冪律如何幫助投資者？首先，知道股價變動遵循冪律分佈有助於重新定位我們對風險的理解。大多數金融理論，包括風險模型，都基於價格變化的鐘形正態分佈。冪律分佈表明，儘管不頻繁，但會出現比標準理論預測大得多的週期性價格變動。這種「肥尾」現象對投資組合構建、槓桿和保險很重要。
其次，冪律表明自組織系統中存在某種潛在秩序。雖然我們不知道它們是如何形成的，但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它們的存在，從而可以對未來的分佈形態做出結構性預測。例如，在合理的增長預測下，我們可以預測美國公司的分佈和規模。不幸的是，我們不知道單個公司最終會在分佈中的哪個位置。
最後，冪律科學爲理解增長提供了洞見。例如，效率隨規模而變化：大型哺乳動物的細胞不如小型哺乳動物的細胞「努力」。專業化也往往隨規模增加，這就是爲什麼大城市比小城市提供更多美食選擇的原因。投資者可以在公司經歷其生命週期時應用這些視角。
與複雜適應系統非常相似，冪律的普遍性令人矚目，但在許多情境下仍然知之甚少。隨着科學家發展出解釋更廣泛冪律的理論，投資洞見很可能會隨之而來。
總結
如果多樣性在邏輯和實證上都很有用，爲什麼投資者不花更多時間來發展多樣化的視角？第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是持續學習需要大量工作。在一個時間緊迫的世界裏，將時間分配給商業和金融領域之外的思想非常具有挑戰性。但困難不太可能是最終答案，因爲成功的回報是如此之高。更可能的原因是基於信念的形成和維護。雖然大多數投資者努力輸入相關信息，但很少有人能夠自省到質疑自己信念的程度。我爲什麼相信我所相信的？這個信念能否經得起證據的檢驗？這些都是令人不適，甚至不自然的問題。
一旦確立了一個信念——其中大多數來自我們周圍的人——我們就不願意改變它。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西奧迪尼爲此提供了兩個根深蒂固的原因。首先，一致性允許我們停止思考那個問題——它讓我們得到精神上的休息。其次，信念一致性使我們能夠避免理性思考的後果——即我們必須改變。第一個允許我們停止思考；第二個允許我們避免行動。
查理·芒格說，你必須了解各大重要學科中的核心思想，並經常使用它們——是全部，而不是少數幾個。多樣性的邏輯要求，如果我們希望成功地持續解決複雜問題，就必須不斷開發新工具。持續學習和開放思想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但它們是繁瑣的，而且通常不是與生俱來的傾向。在萊格梅森，他們試圖擁抱多樣性，使其投資流程儘可能穩健。
想選股、想診股？想知持倉機會同風險？關於投資的一切問題，開口問牛牛AI就得啦！
編輯/rice